几个月来中国股市大跌，有关是否救市的争论此起彼伏。许多股民、专家以及各路媒体都卷入其中。其中最有意思的一段插曲莫过于网民为央视的《经济半小时》“寄托哀思”。

由于清明节休假期间未看到《经济半小时》这档节目，而此前，该节目播出了《股指回到一年前》，措辞严厉地呼吁政府救市。个中观点，网络论坛引用最多的莫过于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吴晓求教授的一段话：“你那么高的税收，显而易见是在严格控制这个市场的发展，如果说我还用这么高的税收，我还说我在鼓励这个市场发展，我认为这完全是弥天大谎。”

如你所知，今日中国，尽管政府部门偶尔也会处于社会批评的风口浪尖，但在更多情况下这些批评多是和风细雨、苦口婆心式的劝诫。或者说，舆论监督更像是一种技艺高深的劝说术，在射击（批评）之前，媒体都会想方设法为自己找好“掩体”（作正确的政治表态），做“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友军状”。

虽说“弥天大谎”这一措辞对于许多人来说并非泄露了“国家机密”———中国资本市场之发育不良、之怪谬更是有目共睹，然而，吴教授的尖锐表态能从具有宣传部门“御林军”之称的央视这个平台堂而皇之地说出来，其给社会带来“石破天惊”、“吓人一跳”的影响可想而知。难怪有人甚至会一厢情愿地抒情，“股指回到一年前”里隐隐夹杂的愤怒与指责，在某种程度上更意味着央视担起了“舆论起义”的角色。只不过，鉴于在转型时期习得的种种经验，人们很快意识到权力部门的神枪手会“枪打出头鸟”。面对如此光景，那些忧郁的人儿转而不得不满怀悲情地猜测这个节目将因触及监管层的神经，在“为民请命半小时”之后旋即“光荣”了。

对于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悼念”活动，几日后央视内部人士向京城媒体辟谣：节目停播只是正常的清明放假而已，并不存在整改之说。更细致的理由是，“节目播出前都是经过审看的，有问题的话根本不会播出。那样的话，那些把证监会骂得狗血淋头的报纸，岂不是早就关门回家种白薯了？”

事已至此，看来是观众过于“敏感”，终于落了个林黛玉般“侬今葬花人笑痴”的下场。在我看来，此一风波最值得回味者当属这个社会的心理预期。当《经济半小时》因为档期在清明期间“消失”时，为什么许多人会不约而同想到该节目被整改？不难发现，长久以来权力对媒体的“规训与惩罚”已经对社会心理产生了深刻影响。当有媒体放松“自律”做“出格”之举，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媒体的对错与否，而是倾向于从经验的角度出发来思考该媒体应该承担怎样的后果，对惩罚进行预演。应该说，社会心理的这个推理过程更是权力追加不正当惩罚合法化的过程，正是这种心理预期为不正当惩罚的实施提供了潜在的“民意”，为不正当惩罚按部就班的实施打开了方便之门。从表面上看，这种心理预期表现了公众对“进步媒体”或者“出格节目”的担忧，然而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潜藏着的却是一种刻骨铭心的自我规训，是一个社会整体性的“学乖”。事实上，正是这种“学乖”使转型期各自为战的“媒体马铃薯”在社会担当方面大打折扣。

英伦作家狄更斯曾经描绘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最好的年代，也是一个最坏的年代。对于身处转型期的今日中国人来说，这更是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年代。由于权力与媒体的边界尚未厘清，当人们揣测权力将有所行动之时，便难免会踏上鲁迅式的心路———“我向来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显然，这种似有还无的揣测所透露的是公众与公共媒体对自己境遇的不安，是中国社会在一次次失守底线后筑底至今未成。

应该说，正是因为筑底未成，“一切皆有可能”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才变成了一种“熊市不言底”的单边下跌———“一切的坏皆有可能”。当人们找不到共同的底线凭依之时，对恶的揣测使每个人都成了潜在的“造谣者”。我们常说“谣言止于智者”，对于一个社会来说，谣言显然更应止于底线。就好像如果我们知道现在大街上没有鬼，当有人高喊闹鬼时，大家大可以一笑置之，全当是恶作剧。